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马邦杰、卫华)5月30日晚，当中国队在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以2:0领先关岛进入中场休息时，中国足协工作小组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马尔代夫队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队无法参加苏州赛区。这个突然的变化打乱了国内的一切安排。然后叙利亚队也决定不能来中国，比赛被迫转移到阿联酋的沙迦。中国队的准备是“颠覆性的”，部分球员情绪波动。到达沙迦酒店后，小组在酒店发现了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太惊险了！中国足协主席陈徐媛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中国队和中国足协工作队从苏州到沙迦的艰苦奋斗。现在，中国队已经进入了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前12强。陈徐媛和他的团队在苏州被隔离。在接受新华社电话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之前经历的所有故事，言语中充满了感动、满足和自信。
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提问(以下简称“提问”):5月31日，我们收到消息，40强赛苏州赛区的比赛将转至阿联酋。事发突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复杂混乱的。中国足协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陈玉源回答(以下简称“回答”):当时情况特别混乱。在5月30日中国对关岛的半场比赛中，我们得知两个马尔代夫人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全队成为亲密接触者。根据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密切接触者只要核酸检测不呈阳性，就可以进来参加比赛。但根据我国防疫要求，密切接触者必须隔离。如果马尔代夫队被隔离，不能来中国，比赛就成了大问题。
中国足协接到消息后，紧急与亚足联和马尔代夫沟通，说明我国的防疫要求，希望他们能理解。当时，我们希望叙利亚和菲律宾能像往常一样来中国，为中国和马尔代夫的比赛提供特殊待遇。但31日，叙利亚队部分人员发现血清指标过高，按照我国防疫要求无法入境。问题变得严重，我们面临着如何继续举办比赛的问题。
31日晚，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与我队核心人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讨论了各种选择和可能性。我们也和相关部门做了紧急沟通，但是感觉很困难。最后，亚足联说，如果不能在苏州举办比赛，那就搬到阿联酋去。
我们也和国际足联、亚足联沟通过，看能不能延期比赛，但是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最后一场比赛必须在6月15日进行，没有延期的可能。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轻松举办比赛。在这方面，国际足联、亚足联、阿联酋足协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事非常重视。综合各种情况的得失，总局决定在6月1日上午改局。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也是必须做出的决定，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事实上，当时只有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决定进行过渡之后，我们立即做了三件事。首先是团队的准备。国足本来是为苏州的比赛做准备的，但是因为突然的过渡，整个准备计划被迫进行重大调整。其中球员和教练受影响最大。首先，我们与教练团队进行了讨论，明确了情况，并达成共识，只能走这条路。要么我们放弃竞争，要么我们转向联合国
二是竞赛组织。虽然比赛已经转移到沙迦，但中国足协仍然是整个比赛的主要组织。因此，我们将为包括中国队在内的所有五支队伍以及裁判和其他相关人员安排住宿、交通、防疫和比赛组织。因为比赛的权益在中国足协手里，所以我们成立了6个工作小组，在苏州赛区原有工作小组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整合，保证了我们能做好比赛组织、防疫安排、团队接待、后勤保障、信号制作、转播等一系列工作。
第三件事是善后，因为我们的票都卖完了，需要处理退票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和苏州一起成立了一个团队。苏州为这次比赛付出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工作。苏州也配合我们做了很多游戏改版后的工作。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球队即将前往阿联酋，从上海出发前往迪拜。中国没有航线。飞机呢？包机怎么实施？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在各部门都很支持，国家体育总局外展部帮助我们协调各方面的努力。民航局也很帮忙，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包括申请在阿联酋降落，申请飞越该国领空。这些都是短短两天完成的，很难，也不容易。
当时我们足协的工作团队两天两夜几乎全在工作.我并不孤单，
是我们所有的团队主要人员，每天不停处理这些事情。
还有阿联酋的防疫情况，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我们为此联系了中远集团在迪拜的公司，请他们给我们反馈沙迦的情况。拿到具体信息后，我们在国内再做具体方案。我们出发的时候，对当地情况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包括酒店预订、球场、训练场等。我们联系的不是一家酒店，必须是五支球队和亚足联官员的酒店。
那两天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现在觉得确实是惊心动魄。
从5月31号到6月3号出发，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72个小时。尽管比较艰辛，我们还是如期完成了。我对足协团队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真的经受住了考验。
问：球队从苏州出发到阿联酋，然后又回到苏州，前后经历了351个小时，惊心动魄。当比赛圆满结束，您回到国内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答：17号上午团队安全返回国内后，感觉还是非常欣慰，非常值得。尽管我们付出那么多，还是圆满地达到了我们预设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安全防疫，第二个是国家队40强赛小组出线。这是这些年来国家队打得最好的几场比赛，我们完成了进军12强赛的任务。虽然前期经历了那么多艰辛，看到国家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包括我们的工作也比较顺利，我觉得什么都释然了，所有压力都疏解了。因为这个结果大家比较满意，心情愉快，我们再疲劳再辛苦都不在话下。
我们回到国内后，并没有因为40强赛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更没有松懈。19日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和我以及球队教练团队一些人召开了会议，总结我们这次40强赛的得与失。成绩已成过去，我们现在要看问题，要看到我们接下来面临的更大任务，所以我们马上开了这个总结会，总结成功的方面和一些不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对接下来的12强赛提出了很多课题。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些课题，希望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解答出来，为国足备战12强赛做更加充分的准备。我们要求国家队从19日开始就进入12强赛备战模式，球队训练不能因为我们到了隔离酒店就放松。
问：整个赛事仓促之间搬到阿联酋，当时面临哪些重大困难？如何克服的？
答：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两个。一个是球队的备战。因为原来的备战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但因比赛易地举行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困难。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做了球员的工作，做了教练团队的工作，大家认真地把这些问题都摆出来。特别是以李铁为主教练的教练团队，包括我们的领队，他们从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调整球员的心态，让大家都能坦然面对，从而更加激发起每一名球员的斗志。
第二个挑战是整个比赛的保障工作，即竞赛组织和后勤保障。我们保障的不仅是我们一支球队，还有另外四支球队，全部相关事宜都要我们落实。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为什么去了30个工作人员？这30个人是要保证这些工作全部解决。而且给我们的时间不到72个小时。72个小时之后，大家都要按部就班进入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内把这些方案做全，确保可行。
问：可不可以说这样的经历是一次非常大的洗礼，对中国足协团队的成长也是一次激励？
答：我完全赞同这个说法。这对中国国家队来说，对我们足协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突变，球队仍然能够稳定好心态，表现出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大家受到了很大的磨炼。原来大家是顺风顺水按部就班地去做，后来突然要转场。经历这次磨炼以后，国家队整个团队抗压能力提升了，这本身也是一个团队进步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在沙迦工作很辛苦。他们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在中国队有比赛时还要做拉拉队，要为国家队营造一个不是主场的主场氛围。
所以，我们这次成功是团队齐心协力工作、是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
比如，我们突然要从苏州转场去沙迦，有些人临时要办护照，苏州市政府立刻给予支持。苏州市政府自始至终给了我们巨大帮助。还有上海市政府在出入境方面也给了我们极大支持，比如在符合出入境防疫管理规定的前提下给我们设立专门通道等。
还有中远集团的董事长亲自给迪拜公司的总经理打了几次电话，要求他们全力配合我们。他们派出了当地三个人的团队和我们一起参与后勤保障工作，给我们派来中国厨师，端午节还给我们准备了粽子，让我们感到一种家的温暖。
问：包括中国国家队在内，中国足协此行共有92人去阿联酋。整个团队是如何确保防疫安全的？
答：我们对疫情防控是非常坚决的。我们去阿联酋前确定了两个目标，一个要确保防疫安全，确保我们团队所有人不被感染。第二个，我们要确保中国队40强赛顺利出线。再艰辛再艰难，就这两个目标！
带着这两个目标，我觉得大家都表现出高度的工作热情。我们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必须打赢这一仗。
我们下飞机到了沙迦酒店，立刻做核酸检测。当天晚上12点，核酸检测结果报告出来，发现酒店工作人员中有三个检测结果呈阳性，两个是疑似阳性。我们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封闭球队所有的房间，酒店的服务员不能上来，所有的酒店服务由我们自己的人来做。我们安排了新的厨师，所有的人非工作不得外出。
我们制定了严格防疫要求、严格标准、严格纪律，严格执行、严格核查。明确每一个人既是防疫的执行者，又是防疫的监督者，大家互相提醒。从6月3号到16号，我们做了五次核酸检测、三次血清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问：您是怎么处理国家队的管理与服务方面的事务的？
答：我从不干扰中国队的日常训练、比赛。但对于球队、对于比赛我是有要求的。
我们到了沙迦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和我就召开了球队全体会议，把这次比赛为什么转场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跟球员交代清楚，让大家明白，这是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让大家必须安下心来。我们把这项工作全力说清楚，把这里的防疫要求说清楚，让每个队员都知道我们的处境，面临什么困难，应该怎么克服困难。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
我们跟主教练也做了几次沟通，听听他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主教练建立他的信心，我们和个别队员也做了沟通，这些沟通不是具体技战术，而是沟通一种心态，一种要求。
那么队员干什么？我跟队员讲，你们放心比赛、安心比赛、专注比赛，防疫工作我们一起做好。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比赛会发生什么，当时我们给队员吃了三颗定心丸。第一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好防疫工作，只要按照国内要求来做，我们一定保证每个人的健康。第二我们一定能做好保障工作。第三我们一定确保让大家顺利回国。当时有人担心能不能回来的问题。这些后顾之忧没有了，队员在压力之下觉得更应该打出中国队的精气神，打出这一届国家队的良好形象。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问：有报道说您让李铁多微笑，要感染球队？
答：这是真的。因为主教练压力很大。有人告诉我们，当知道球队要转场到阿联酋比赛的时候，有些球员心理产生了波动，训练受到了影响。那种情况下产生情绪波动，是人之常情。球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能心里更多想着如何去面对那些不确定因素了。这种状况就会影响到主教练团队，李铁会有压力。所以在沙迦时，我跟李铁讲，把所有的压力放下来。我说我这两天看见你整天很紧张，你看见我会笑，但给我感觉很不自然。我说你放心地笑出来，把压力给我们，大家共同来扛。
问：在中国队击败叙利亚队拿到40强赛出线权以后，您在更衣室的庆祝真的太有感染力了。当时发生了什么？
答：说到底那天真的很高兴，我觉得大家都为胜利感到高兴，所以我也是情不自禁。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当取得这样一个完美、顺利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
问：您在上海上港（现上海海港）俱乐部时，可以说牺牲了俱乐部的利益，把武磊送到西班牙踢球。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决定，您有什么感想？
答：我现在再回想武磊这些年走过的路，越来越感觉到武磊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选择也是正确的。应该鼓励他走出去。如果武磊当时没有走出去，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但是达不到今天的高度。
只有一个武磊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已经启动了计划，希望有更多的武磊走出去。我希望在今年年内、明年年初，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四个、五个武磊这样的人走出去。
问：这次苏州比赛被迫易地举行，历经磨难。后面的12强赛我们计划如何确保主场？
答：接下来的备战，我们确立了六个课题，其中一个课题涉及主客场怎么安排。我们希望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放弃了主场。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防疫问题。那要看我们国家的防疫政策和国际足联、亚足联的怎么协调一致。这是个不确定因素。
当然，我们要做足准备，主场能够办，最好；如果不能办，我们怎么办？我们还确定了其他课题，比如中国队在备战过程当中，必须打几场有质量的比赛。因为12强赛和40强赛绝对不一样，要有几场高质量的比赛。这对我们备战12强赛非常重要。
问：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国家队在疫情期间参加12强赛，肯定要对中超联赛造成一些影响，中国足协对此如何权衡？
答：关于联赛的安排，我们要基本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联赛是中国足球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不能因为国家队牺牲联赛。第二个，在国家队备战、比赛期间，中超联赛不得不停，没有国家队球员参加的联赛，也会失去很大的意义。今年怎样在这种特殊情形下把中超联赛开展好，我们正在研究三种具体方案，也要征求中超俱乐部的意见，最终形成大家普遍接受的中超联赛方案。
